哲学的悲剧

哲学写作风格主要有两种美学品味：一种哲学揭示其源头和思维方式，追溯思想发展的开端；另一种哲学则以最完美、最优美、最完整的形式呈现思想—引发惊叹。第二种品味较少教导如何从事哲学，且与学习哲学的原则相悖，但它更好地传授哲学本身，激发对哲学及其崇高思想的敬畏—因为它抛弃了阶梯。但还存在第三种悲剧性的哲学写作形式：当哲学工作未能完成时，既引发对精神损失的悲伤，又为继续前进开启了可能

思想发展的线性描述与其论证之间的形式混淆，产生了哲学证明的幻觉—而非哲学学习 (来源)

古代日本绘画完全借鉴自中国，但做得更加精美。而韩国人则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变体，因为他们不是岛国，所以留下的是连续的影响而非独特的东西—是模拟差异而非数字差异。像日本这样的岛国，在影响图谱上形成了断裂。毕竟，世界地图上最重要的事物，零或一，最重要的第一个比特—就是海洋还是陆地。这是液态与固态之间的相变。

但日本绘画更为重要，这说明我们不在乎谁是第一个，而在乎谁做得最好。文化也是如此—声称某人从他人那里借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声称某人做得更好。我们习惯于看到有人抄袭却做得更差但更受欢迎，就像在音乐中，或者基督教相对于犹太教[译者注：指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简化改编]。基督教只是将圣经英雄的最普遍模式简化，并将其转化为耶稣的生平故事—这是圣经最广泛的最低公分母，因此更加抽象，有时也更极端，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比如神之子的概念。

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将整个文学作为范例，通过深度学习提取最普遍模式—然后创造类似事物的过程。卡巴拉[译者注：犹太神秘主义]也对拉比文学做了这样的事。拉比西蒙·巴尔·约海[译者注：著名犹太教学者]是一个普遍的坦纳伊英雄形象。他们也对戒律这样做，用"爱人如己"。那么谁对希腊文化这样做了？谁是普遍的希腊英雄？维吉尔试图这样做。谁是普遍的莎士比亚式英雄？俄罗斯古典作家们对俄罗斯灵魂的探讨也是一种戏剧性的总结性举动。

也就是说，做第一个并不重要，但第一个人有优势，因为他可以轻易做到最好，并在领域中选择最富有成效的道路，因为没有人占据它。他相对容易地展开空间的基本向量，在他之后，任何其他组合都不会轻易展开更多维度。从长远来看，理解和描述历史（包括技术史、科学史或绘画史等）可以有两种美学品味：谁引领了什么，或什么是某事物最完美和最完整的表达。换句话说：现象如何开始（或结束，即如何开始新的），相对于现象的顶峰。前者使人理解，学会如何做新事物，新方向，后者导致着迷和不理解这样的事物是如何做到的，比如金字塔或圣经或奥德赛。

也就是说，在第二种品味中，从复杂性来看，这看起来像NP而不是P—我们知道如何判断它令人惊叹，但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两种复杂性是有两种历史写作品味的真正原因，我们应该称之为：科学品味形式（第一种）和艺术品味形式（第二种）。在不同领域，人们倾向于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写作，例如在绘画中主要关注杰作，而在科学中首创性很重要。科学形式是对从开始就感兴趣的品味，而艺术形式是对获得灵感和从最完整的例子中学习感兴趣的品味。

例如教科书，相对论的大学教材，是理论最完整和最完整的理解（特别是在数学中是这样），相比之下，最初的论文，比如爱因斯坦或傅里叶写的。因为问题最终是什么更有教育意义。没有人看糟糕画家的画来学习如何画画，或看半成品和不完整的画。在数学中教授最美的东西，在绘画中也是，在物理学中也是。不教授第一个证明，那个结结巴巴的，有漏洞和不精确的，使用不同定义的概念的证明。

来源的模糊创造了神性感，相对于历史性创造了人性感。也就是说，有世俗的品味和宗教的品味，描述现象的两种方式（其开始和顶峰时刻）。世俗主义对圣经的斗争试图找到其来源，或二十世纪对艺术的斗争—这是对艺术的世俗化，艺术是基督教的类型。文学中也是如此，从文学内部，试图分解其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引发崇敬，而中国不会。尽管中国是源头。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应该展示顶峰时刻或稍早之前。或稍后。而不是事物的开始。

当今日本的问题是感觉它已过顶峰。这是一种更可疑的艺术品味—颓废，展示事物的腐败，或腐败的开始—这是悲剧性的—或腐败的结束—这是喜剧性的。这是展示事物结束的一种形式，它如何消失，是什么导致事物消失。例如罗马帝国的衰落。与希腊的衰落不同，后者不是作为悲剧呈现，而是作为文化的顶峰时刻，作为着迷。犹太教是否有过颓废时期？不清楚。因为保存下来的文字较少，保存下来的是写作的顶峰。而且因为这种文化不以颓废的形式看待自己。也许在圣殿被毁之前，作为罪过，但因为最终惩罚来临，这不是同样的结构，因为文化的意义并未失去。

圣殿被毁后就没有循环观念了（十字军东征和犹太人大屠杀不是对我们所警告的罪过的惩罚，而是反犹太的邪恶，是撒旦的行为而不是上帝的行为）。取而代之的虽然有衰退的观念，但最终有弥赛亚，这就不允许真正的颓废，因为颓废的结局是其他事物和真正的分解。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文化思考自己的体裁，就像这种探究，它确实是科学品味的，也就是说，寻找思想的开始而不是思想的目的，也就是说不是它的完整顶峰和结束。因此它是片段式的，不是目的的展示。

尽管也可以说这是思维的颓废。因此失败了。也就是说，它寻找它认为有趣且认为没有被问过的问题。因此问题是为什么在音乐中我们非常遗憾莫扎特和舒伯特早逝，而对拉斐尔较少遗憾，而在数学中我们非常遗憾伽罗瓦，而对梵高较少遗憾，或列侬，或波德莱尔。也就是说，有些人我们缺少他们的开始，有些人我们缺少他们的顶峰，因此我们所拥有的就是顶峰。还有一些人我们只缺少他们的颓废，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是否会开始，何时开始。

但有时对未能达到可能的最高顶峰感到悲伤，有时对本可能产生的开始感到悲伤。现在科学中有一个方向，基因的计算机和大脑的计算机在它们的计算能力中混合，也许大脑也利用基因组进行计算，而且可能是以数字方式。有趣的是是否与身体的第三台计算机—免疫系统有关联，这是已知的身体中的三个计算机。我们一直认为系统之间有二分法，而现在身心之间和遗传与文化之间可能有其他联系。实际上，为什么要认为不会利用这个系统，进化为什么不利用其他现有的计算机，并将其用于计算目的。但如果这是错的呢？如果最终发现二分法有深层原因—或更糟，偶然的原因？谁为科学中或进化中本可能有趣但被证明是错误的方向而哀悼？谁检查替代宇宙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寻找物种起源的化石，或其发展顶峰的化石，或者特别关注其灭绝，这是科学品味（因此是必然的，因果的）和艺术品味（完善的顶峰—美学）的某种结合，这种结合就是悲剧性的。因此，在从未真正开始的事物中看不到悲剧，不为此哀悼。相反，越接近完善的顶峰时的毁灭（如大屠杀，发生在欧洲犹太文化黄金时代中期）两种描述的品味就越强—悲剧性就越大。最大的悲剧性是正好在生命和活力和潜力的顶峰时结束，而不是婴儿或老人的死亡。20岁是最可怕的死亡年龄。悲剧。

因此日本的衰败不是悲剧而是衰老，而美国在其繁荣顶峰时的衰败—是悲剧。当然还有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在衰败开始时，当它接近顶峰时，最令人遗憾，但如果衰败是渐进的，那么到最后人们就习惯了，它就变得可笑了。因此突然或快速的死亡比缓慢的死亡更悲剧。如果可能存在一个生物，其大脑计算机与基因计算机相连—可能预防癌症和疾病—这将是一个较少悲剧性的生物。因为悲剧性来自大脑和身体之间的差距，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距，以及美学品味和科学品味之间的差距。由于身体的生物学学习和智力学习之间存在二分法—人是具有悲剧潜力的生物。大脑可以完全理解身体出了问题，癌症出了什么问题，但仍然无法直接接触自己的身体和系统来阻止正在杀死它的癌症。杀死生物的细菌或癌症的愚蠢和平庸与死去的生物的复杂性和意识之间的这种差距—是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