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菲·诺瓦是罪犯。埃菲·诺瓦是无罪的。这两句话之间有逻辑矛盾吗？没有，因为在司法中程序比真相更重要，在我们理解这一点之前，我们将继续对男人、女人——以及巴勒斯坦人造成不公
房屋、水井、沟渠、洞穴、鸽舍、浴室、榨油房、灌溉地、奴隶以及所有持续产生收益的物品，其占有权为三年[译者注：引自犹太法典《塔木德》]。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什么都不是。但这是巴比伦塔木德中可能是思想巅峰的篇章的开篇，是犹太法律体系的最高成就之一，也是历史上法律思想的巅峰之一。是什么使其中的核心理念——占有权的概念——如此重要？
占有权确立了一个简单的原则：如果我在一所房子里住了超过三年，那么这所房子就是我的——即使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如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举证责任在他们身上，而我不需要证明任何事情。这个原则是源于试图确定所有权的真相吗？当然不是。三年是一个任意的标准。这是一种社会安排，它反对试图探究"真实的"真相，反对在任何特定时刻通过权衡双方证据来决定谁是原始所有者。因此，正义通过程序来防止对真相的争议，这种程序有时会反映真相，有时会偏离真相，但会产生一个明确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能在任何时候质疑我的房子。正义高于真相。
这一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米示拿[犹太法典]中的一句话："两人抓着一件外衣——平分之"。正如阿维格多·费尔德曼[以色列著名律师]
所写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必然会对其中一方造成不公——真正的外衣所有者——而给予非真正所有者一半外衣。但在我们无法接触真相且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是要追求真相，而是要解决争议。因此，这里的正义必然偏离真相——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是正义的。这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理念，但由于它不是直觉性的，所以在追求"真实"正义的诉求中一再被违背。
让我们以巴勒斯坦冲突和对这片土地争议的正义解决方案为例——平分。这是一个完全忽视土地所有权真相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只有当我们放弃权衡证据、证明、血债清算，以及在叙事之间和双方信仰之间做出判断时，正义才能实现。在双方都不放弃他们对真相的主张之前，就不会有正义。例如，立法者在离婚问题上也是这样规定的——一旦财产由双方共同持有，我们就放弃仔细计算谁赚了钱、谁浪费了、谁出轨了、谁洗碗——简单地平分。这样我们就能避免争议，增进和平，即使这必然偏离真相。
正义的程序知道社会秩序比任何特定案例中未能发现真相更重要。因此，如果佐多罗夫[以色列著名刑事案件被告]按照我们社会的正义规则被定罪，那就是可能的正义，因为真相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任何法律程序本质上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因此在具体案例中必然会偏离真相——罪犯会被释放，在罕见的情况下，无辜者也会被监禁，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通向真相的钥匙，只有正义的程序。
正义是区分私刑——在其中真相直接转化为惩罚而没有程序——和审判的关键。#MeToo是一个关于证据和真相的运动。它基于被压制的真相的表达，但不是基于正义——因为没有程序。相比之下，正义建立在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真相的基础上，无法知道两个人之间"真正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真相，每个人都真诚地记住了不同的真相。关于人类记忆的
研究正在不断
驳斥它对真相的任何自负。我们还剩下什么？剩下正义程序。只有宗教裁判所才能永远达到真相。
私人入侵手机的行为被丑闻性地开脱，这是对自由社会应有的正义程序的异常违背。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入侵我们的手机或电脑，如果发现可疑的犯罪行为，警方事后会为其开脱并对我们展开调查。我们也不应该生活在一个公众人物可能因通过犯罪程序获得的证据而被勒索的社会——即使这些证据是真实的。根据我们所知的所有证据，真相是埃菲·诺瓦是个罪犯，而且不是讨人喜欢的那种。但正义是远高于真相的原则——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埃菲·诺瓦是无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