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子嗣崇拜的危机

犹太文化可能是最有可能培育出超人类智能的文明。为什么我们应该选择基因优化我们的子女而不是人工智能？关于人类在选择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的同时完全阻碍人类智能优化研究这一悲剧性道路的思考

我若有子 (原文)

一辆耶路撒冷的现代汽车驶过，让我思考：当一个人在自己的车上贴上"让哈达尔和奥伦回家"[译者注：指2014年被哈马斯杀害的以色列士兵]的贴纸时，这满足了他什么样的内在需求？以色列公众为了把士兵遗体"带回家"而进行的大规模动员，将以色列"让儿子回家"的话语推向了荒谬的极致，这引发了一个怀疑：似乎有人需要在意识中再造一个"基拉德"[译者注：指2006-2011年被哈马斯囚禁的以色列士兵]，而任何替代品都可以满足这种需求。事实上，最初围绕"让基拉德回家"的公众动员明显就是不成比例的，就像为了从真主党手中营救埃胡德和埃尔达德[译者注：指1986-2004年被真主党囚禁的以色列飞行员]，或是让罗恩回家，或是让约瑟莱回家的运动一样。像所有群众性精神错乱一样，这不仅对事件本身造成了严重损害，还带来了同样严重的"附带"战略损害。人们经常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犹太教中"赎回俘虏"的价值观。然而，这一戒律在犹太意识中已经数百年没有作为实际现实存在了，似乎"让儿子回家"这一理念在以色列意识中的核心地位应归因于其他源头。

绑架事件本身的频繁发生当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因为矛盾的是，正是"让儿子回家"的话语本身直接导致了绑架武器的使用。以色列的对手常常对其心理效果感到惊讶，甚至对其引发的不成比例的反应感到意外——就像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真主党，或是在"保护边缘行动"[译者注：2014年加沙战争]中绑架三名少年的哈马斯。如果我们观察其他同样不成比例地激起以色列意识的例子，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比如"我们共同的儿子"埃洛尔·阿扎里亚事件[译者注：2016年以军士兵射杀受伤巴勒斯坦人事件]，需要"带回家"的柏林"迷失的儿子们"[译者注：指移居柏林的以色列年轻人]，以及此前从黎巴嫩"让儿子们回家"的撤军——或者说，安特比行动如何在意识中转变为"约尼行动"[译者注：1976年营救人质行动，以牺牲的指挥官约尼命名]——我们会倾向于为以色列意识中的"子嗣崇拜"现象找到一个更基本的解释。

从一开始，希伯来文化就比"父亲崇拜"更多地围绕着"子嗣崇拜"建立。从现代希伯来文学中的伊扎克·库默尔和"离根"的儿子形象，到痴迷于将儿子们作为"银盘子"[译者注：指为建国牺牲]献祭的建国一代文学，再到后来出现的受损的儿子形象——以色列的意识围绕着"集体之子"及其受害而激荡。这当然有深层的文化根源，如献祭以撒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将婴儿投入尼罗河等——当然还有犹太母亲对其珍爱之子及其可能受到伤害的执着这一原型。与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的父亲崇拜相反，子嗣崇拜触及了犹太集体最深层的集体罪恶感。

但所有这些也反映了"集体之子"在以色列意识中满足的一个更基本需求——那就是犹太集体将自己视为一个家庭，并确认其作为家庭的存在。很少有现代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建立在一个共同父亲的活跃神话之上，整个民族都被视为其子孙。流散时期的犹太存在，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民族、宗教、部落甚至社区而存在，不如说是作为一个家庭而存在。"我的兄弟"——这是以色列人对陌生人的称呼。以色列公共话语中的强烈情绪不像是合法的政治分歧，而是家庭争吵。对左派的敌意不是源于其"归还领土"的愿望，而是源于其否定家庭结构本身——这就是叛国指控的深层含义。犹太复国主义也许在为犹太人建立西方式的政府机构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在改变犹太民族心理基础方面完全失败了，也许它本来就没有这个意图。基辛格对"以色列没有外交政策——只有内政"感到愤怒，但家庭确实没有外交政策——只有内政。

但是，犹太意识——更确切地说，犹太家庭——将如何应对21世纪子女价值的预期下降？在其他人类社会中，生育率已经明显下降，而以色列社会仍然将生物延续视为最重要的价值，也许这是对大屠杀的一种反应。但是一系列非常长期的趋势——对全球变暖和其他潜在技术灾难的恐惧加剧，性解放革命向色情时代的继续发展，家庭制度的碎片化及其被人际关系网络取代，道德伦理向后人文主义甚至反人文主义方向的转变，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和意识的数字延续——预计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人类生物延续的理念。那辆耶路撒冷的现代汽车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哈马斯远不是犹太子嗣崇拜面临的最大威胁。犹太教能否在一个越来越远离这一理念的世界中保持子嗣伦理？儿子们是否已经迷失——而且永远不会回来？

在一个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出生的人类子女对进步不再具有价值的世界里，生育和抚养孩子意味着什么？我们真正的子嗣是否将是精神上的子嗣——作为人类的学生和继承者的计算机——而生物延续将被抛弃为一个过时的原始概念？恰恰是子嗣在犹太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可能会促使它采取其他文化宁愿避免的措施。随着人工智能的威胁不断加剧并接近人类能力，犹太母亲的子嗣崇拜和对子女优化的投入可能会突破对基因智力优化的意识障碍。目前，人类正在用鸵鸟的著名方法为人工智能时代做准备：把头深深埋在沙子里。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对超越我们的人类的恐惧将导致超越我们的计算机的出现。

从纯技术角度来看，人类似乎可以通过投资自我智力优化轻易战胜人工智能——因为在这场竞赛中，生物学目前比技术具有巨大优势，其起点也要高得多。通过基因优化来提升我们子女的大脑——事实上我们有时通过婚姻来实现这一点——比从零开始建造人工大脑要容易得多。但只要所有人类基因优化的研究完全被封锁——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实践上——而人工智能研究却得到世界上最大公司的全力资助，以及最优秀的头脑和科学家的支持——人工智能可能会在下个世纪的某个时候在这场竞赛中超越人类。

在通向超人类智能的两个可能方向中：非人类的人工智能和人类大脑的基因工程，人类方向不仅更容易更快，而且要安全得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技术性相变跳跃（例如自组织或意识的涌现），而在人类智能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逐步提高智商的渐进过程。此外，人工智能对我们来说必然是陌生的，因此潜在的危险性比在家中抚养智商200、300或1000的子女要大得多。第三种可能性，即将人工智能与人类大脑结合，带来了自身的危险，如入侵和控制大脑，或成瘾和失去对技术的控制。

但这一切都无助于减少人类对基因优化子女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出于文化而非技术原因。但是子女优化的禁忌可能恰恰会在一个最重视生物延续的文化中被打破，这个文化不会满足于技术或意识的延续。哪个犹太母亲不想要一个天才、成功的儿子，是任何计算机都无法与之竞争的？因此，当其他处于技术前沿的人类社会正在失去建立家庭和抚养子女的生物愿望，并沉浸在技术中时——恰恰是犹太教及其子嗣崇拜有潜力将人类的子女带回家。